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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庭深后来又来了很多次。他每隔三天出现在复健中心门口，每次带的都不一样。一次是鲜花，被我当着他的面丢进了走廊垃圾桶；一次是国内带来的熟食，我说我不吃；一次是一沓手外科专家的会诊报告，我让护士退回去。他每次来，我每次都不理。他站在走廊里等我做完复健，有时候等两个小时，有时候三个。我出来的时候目不斜视，从他身边走过去。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，伸手拦住我的去路。“安栖月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”我抬起头。走廊的灯照在他脸上，他的下巴长了胡茬，领带歪着，整个人看起来疲惫又狼狈。那张在法庭上永远从容不迫的脸，此刻写满了焦躁和不解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很好笑。“要你怎么样？”我从他身侧绕过去，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下来。他走过来，站在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。“那个纵火案我已经重新查了，夏知杳的画廊卖你的那幅画，我也让人去处理了。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——”“你知道？”我抬起头，看着他的眼睛。“顾庭深，我被人追尾，一个人报保险填单子的时候，你在哪？”他嘴唇动了一下。“我被房东坑，蹲在空屋子里哭的时候，你在哪？”“我差点被人侵犯，抖着手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在哪？”“我在火场里，手被烧烂了，喊你的名字喊到嗓子出血的时候，你在哪？”走廊里安安静静的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每一个字都砸在他脸上。“你现在问我，我要你怎么样？”他沉默了很久。“我知道我错过了太多——”“你错过的是每一个我应该被你接住的时刻。”我站起来，和他平视，“但每一个时刻，你都不在。”他的手垂在身侧，攥成了拳又松开。“那......重新开始。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像在请求，“月月，可不可以重新开始？”我看着他那双曾经让我觉得笃定到可以托付终身的眼睛。“你告诉我，你做的那些事里，有哪一件值得我跟你重新开始？”他答不上来。走廊尽头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，轮子碾过地砖发出咕噜噜的声响。我在这段空白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，绷带已经换成了更薄的复健贴，指尖能微微弯曲了。“离婚协议签了吧。”他张了张嘴，最终点了点头。“我签。”那天晚上他订了机票，我们一起回国。航班上他坐在我旁边，全程没有多说话。下飞机的时候他走在我后面，我听见他接了一个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起诉状重新拟，消防鉴定报告做二次复核，她有没有认罪供述不重要，我要的是物证链完整。”我往前走，没有回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回国当天就提起了对夏知杳的刑事诉讼。但那时候我已经重新飞回了瑞士，复健中心的日子又开始了，每天握球、伸展、弯曲，一圈又一圈。他的消息发过来：“月月，案子我重新打了。”我看了两秒，按灭屏幕。继续握我的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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